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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王国斌:“广土众民”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18-08-22 07:08

原标题:讲座︱王国斌:“广土众民”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18年4月17日下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特聘教授王国斌(R. Bin Wo三大博彩公司ng)先生在厦门大学联兴楼103会议室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题为“中国的人口和空间规模对中国历史的意义”(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Territorial Size)。本场报告是世界人文学术会议(4月15日-17日)的大师讲座之一,由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主持。
讲座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王国斌教授侧重从制度和思想的层面分析了中国的空间和人口规模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指出探明历史对于理解当代的重要性,提倡从多种历史角度审视当代中国。
王国斌
广土众民的泱泱大国
王国斌指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的空间和人口规模并非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结果。首先应该思考,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他认为只有理解制度和思想,才能弄明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何治理这么大一个地方,而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方面,都有着从秦汉以来的基础。虽然有时不是统一状态,只有一些较小的国家,仍然发展出一些制度,这些制度背后又有思想。中国和别的帝国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长期以来都有政府,但没有哪个帝国存在如此之久,也没有哪个帝国一直存在到20世纪而利用的还是它以前的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到20世纪还影响着它从帝国到近代国家的转变。中国和其他地方即便在空间规模上相仿,时间维度上的差别却很大,历史要长得多。
关于帝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西方学者往往以他们的近代国家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成为近代国家在制度方面需要具备和它们一样的因素。王国斌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设,而非事实。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成为近代国家究竟是源自怎样的历史背景。目前学界对“近代”概念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欧洲历史,虽然不是所有学者都研究欧洲史,但在概念和理论方面受到欧洲史的影响。西方的很多学术思想、观点、方法,也都受欧洲历史背景的影响,但要看清它们与历史之间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却非易事,因为它们往往把历史变成一种理论。无论哪种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理论认识,为了改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必须关注到欧洲以外的历史经验。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它们的历史也都与其当代现实有密切联系。每个地方的历史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单一的模式来解释所有问题,不能一直受限于“标准”——也就是首先变成所谓“近代”国家的欧洲经验。
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
王国斌认为,中国历史的语境之下有两种“治理”(governance),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直接治理大多是正式的、自上而下的,不论上到哪、下到哪,都有“管”的意思。间接治理一般从下而来,主要看本地精英如何控制地方社会,很多历史条件下,地方精英无法真正成为很大的政治性体系,而是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治理。中国或其他帝国之所以那么大,共同原因在于它们往往有间接治理。这种现象的出现时因为进行直接治理必须有一套官僚制度,但官僚系统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总是有限的,尤其在近代以前,由于很多技术性的原因(technical reasons),官僚系统能力无法超出一定的规模。这时就需要间接治理作为补充。相对来说,空间规模越大,间接治理会越重要。
中国是唯一一个自宋代以来就有自上而下制度并且空间规模又很大的地方。直接治理需要通过官僚制度的科举体系(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和轮流职位(rotations of office)。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官僚制度很早就确立了规则,有“会典”、“会典事例”等等,按照规则管理(rule governed)官僚。到明清时代,中国的皇帝和地方精英之所以能够应对空间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治理挑战,基本上是因为从上往下的直接治理和从下往上的间接治理能够相互配合。从地方精英的层面来看,存在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keep up institutions of social order),社仓、义仓、庙宇或是宗族组织都属此类。宗族组织主要是民间的,多受到官方的倡导和支持,庙宇是民间的,同样也受官方的影响,正祀与淫祀的区分就决定了其生存的空间之大小。社仓和义仓更为典型,是由官僚和地方精英双方来组织并支持的。王国斌认为,比起欧洲,中国历史上精英和官僚的关系是相对和平的,他们有共同的思想,立场相近,双方都支持着同样的社会制度和组织。